中世纪中国商会兴衰（下）

　　晋商没落，徽商崛起

　　盐商在明朝末年分为晋商和徽商两大集团，在全国各主要贸易城市兴建作为商会办公场所的会馆( 如山西会馆、徽州会馆、新安会馆等)，与官府保持密切的联络，都是组织严密的商会。其中晋商兴起较早，实力也较强。清初，康熙皇帝击败准噶尔可汗噶尔丹，统一大漠南北，又取得雅克萨战役的胜利，迫使沙俄签订了《尼布楚条约》，北方从此安宁。在这些战争中，晋商向清军提供了大量粮食和食盐等物资，出力甚多，名利双收，一时风光无二。然而自此以后，情况却急转直下，晋商逐渐没落，徽商则突然崛起，成为康熙、雍正、乾隆等皇帝的宠儿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有两点：

　　一、晋商文化较为保守，晋商在外出差时不许携带家眷，不许在山西以外购置房产，务求落叶归根;徽商则截然相反，可以携带家眷长期在外地居住，在外地购置房产无限制，几十年不回故乡也习以为常。徽商的主要居住地是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北岸的扬州，由于清朝初年的“扬州十日”消灭了大部分扬州本地居民，此后大批徽商携家带口涌入扬州，很快反客为主，扬州的口音、风俗都接近安徽，被称为“徽商殖民地”。除了经营合法盐引贸易的徽商大批定居扬州之外，从事食盐走私贸易的徽商则主要定居在扬州西侧的仪征，他们表面上与合法徽商相互竞争，实际上经常串联一气，保证了整个徽商集团的稳定收入。

　　二、康熙帝平定北方之后，北方驻军大量减少，中俄贸易口岸恰克图又时开时闭，晋商的市场逐渐萎缩。华东和华南则事务繁多，经济也不断发展，清朝的各类资源向东南集中，使徽商的市场日益扩大。康熙帝与乾隆帝都六下江南，可见江淮地区对清朝经济的重要性。

　　虽然康熙帝与乾隆帝分别六下江南，但其支出来源却有区别。清朝与以往中国各朝不同，在户部之外，另设有一个财政中心——内务府，专管皇室财政。内务府控制了中国最富庶的一些经济部门，如安徽的两淮盐政、江苏的江宁织造、苏州织造、浙江的杭州织造、广东的粤海关，都长期由内务府旗人把持，负责给清朝皇室敛财。康熙帝下江南时，主要负责接待的便是江宁织造兼两淮巡盐御史曹寅、苏州织造兼两淮巡盐御史李煦、曾任粤海关监督的杭州织造孙文成，合称“江南三织造”。这三人均为内务府旗人，而且曹寅是李煦的妹夫，曹寅与孙文成又是儿女亲家。

　　康熙帝六下江南，虽然花钱如流水，却没有引发政府官员的大规模抗议，主要原因是他六下江南用的是“江南三织造”代表的内务府财产，不需要户部报销，正如《红楼梦》所说，是“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”，不属于“公款旅游”，而属于“自费旅游”。然而，为了有钱接待康熙帝一行，“江南三织造”疯狂地压榨丝商和盐商，因此在康熙时期，徽商大多生计艰难，罕有巨富。不过，他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。

　　徽商创造“官商互动文化”

　　康熙帝驾崩时，“江南三织造”把宝押在八皇子胤禩身上，不料胤禩在皇储竞争中失败，给他们招来大祸，很快就都被新登基的雍正皇帝革职抄家。雍正皇帝借机整肃官场，此后，两淮盐政和江南三织造变得“清廉”许多，对丝商和盐商的压榨也轻了许多。于是，从雍正中叶开始，徽商变得日益富有。当乾隆皇帝打算下江南时，他深知两淮盐政和江南三织造已经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接待自己，又不能从户部拨款“公费旅游”，因此将贪婪的目光转向了富有的徽商。

　　乾隆年间的徽商领袖，是两淮盐业总商江春。江家从雍正年间起控制着十分之一的淮盐，江春本人担任两淮盐业总商达52 年之久，积累起巨大的财富，乾隆帝六下江南，都由江春组织接待。像康熙年间的曹頫、李煦、孙文成等“江南三织造”一样，江春为乾隆皇帝在华东修建了一系列行宫，还三次入京为皇太后祝寿，并多次向朝廷捐款，总数高达1120 万两白银之巨。乾隆皇帝也厚待江春，多次去其家中拜访，甚至于称兄道弟，江春号称“以布衣上交天子”。商人直接与皇帝打交道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。一时间，各级官员无不仿效乾隆皇帝，江春府上门庭若市，俨然与总督、巡抚平起平坐。为了发展与乾隆皇帝的私人关系，并令来家中拜访的各级官员称心如意，江春还精心设计了大量的文化娱乐活动。

　　现代中国人所谓的“传统文化”，例如饮食、收藏、风水、文艺等等，其实大多在清代才算定型。两淮盐业总商江春，正是塑造清代文化的核心人物之一。以江春为代表的徽商身为盐商，很容易获得大量的调料，其中一些更是明朝之前尚未引入中国的(例如辣椒)，在研究饮食文化方面可谓得天独厚。为了迎合皇帝和官员，他们发明了众多精美的菜肴，大大扩展了中国人的食谱，所以很多中国名菜都与清朝君臣(特别是曾经多次下江南的康熙、乾隆) 有关。在这一时期，宋朝才发明出的炒菜突飞猛进，一举成为中国的主要烹饪方式，中国自古以来流行的分餐制也被合餐制取代。炒菜与合餐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餐，使中餐同世界上其他的菜系有了本质区别。

　　炒菜的流行，是因为炒菜味道浓烈、口感脆嫩、烹饪时间短，适于接待官员，至于耗油多不多、油烟大不大都无所谓( 食用油在古代非常昂贵，因此炒菜在清朝以前一直流行不起来) ;合餐制的流行，则使用餐时间变得更长，有利于发展用餐者之间的关系，宾主之间的互动更多，是否卫生也无所谓。

　　究其原因，在乾隆年间，徽商要利用“淮扬菜”将中国的官商关系推向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，为此他们不惜任何代价。由于清朝官员的流动性极大，经常在一个省才上任几个月，就被调到另一个省，徽商创造的“官商互动文化”也随着清朝官员的调动而迅速扩大影响力。很快，在“淮扬菜”的带动下，中国各大菜系都向精细化、炒菜与合餐制方向发展。到了清朝末年，现代人熟悉的中餐最终定型，而徽商实为现代中餐的奠基人。

　　在徽商的介绍下，华东的园林建筑、风水文化也对清朝统治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，北京和承德等地的园林如圆明园、颐和园、恭王府、避暑山庄等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华东园林的“山寨版本”。为了避免直接行贿，徽商热衷于“雅贿”，将他们重金收藏的古玩字画送给皇帝和达官贵人，不断在中国掀起“收藏热”。

　　改造中国戏曲表演

　　徽商对中国文化的另一重要贡献，是对中国戏曲表演文化的改造。江春生前很喜欢戏曲，也需要用戏曲娱乐来访的皇帝和官员，因此对优秀的戏曲艺人十分慷慨，“演出一戏，赠以千金”。在以江春为首的徽商重金诱惑下，全国各地的戏曲艺人纷纷涌入扬州，为盐商效劳，故而有“商路即是戏路”的说法。这些外来的戏曲与江苏本地的昆曲在扬州相互切磋提高，扬州成为中国戏曲艺术的中心。耳濡目染，许多在扬州定居的安徽人都能表演多个地方的戏曲，号称“徽班”。南巡期间，乾隆皇帝也喜欢上了徽班的表演。为了祝贺乾隆皇帝的八十大寿，江春临终前派四大徽班进京，广受北京官民欢迎，迅速压倒了此前在北京流行的秦腔，于是扎根北京，形成了现在的京剧。

　　纵观人类历史，很少有哪个人能够产生像江春这么大的文化影响。江春热衷文化发展的根本原因，并不是因为他无比热爱文化，而是为了巴结皇帝和高官，以便谋取私利，特别是方便让自己的家人做官。说到底，江春研究的文化，都是腐败文化。在内心深处，他和其他徽商一样，并不认为盐业贸易是个值得骄傲的职业，急于想方设法摆脱资产阶级的身份，加入地主阶级。在这方面，徽商们的思想与欧洲的美第奇家族和富格尔家族如出一辙。在清朝这个中央集权的社会中，他们只不过是地主阶级谋利的工具，自身既不具备反抗意识，又缺乏军事力量，无法避免悲惨的结局。江春死后，江家由于同和珅的关系过于亲密，招致嘉庆皇帝的反感，失去了两淮盐业总商的职务，又无法在清朝官场上立足，生计窘迫，逐渐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，落得和《红楼梦》中大观园一样的命运。不过，这并未阻止其他徽商继续沿着江春探索出的官商勾结之路前进。

　　有会馆的地方就有商会

　　在晋商、徽商和广东十三行商人的示范作用下，在清朝中期，中国商业日益繁荣，商人大批旅居各商贸中心城镇，催生了一种建筑类型的崛起——会馆。

　　会馆起源于先秦的驿馆，最早的功能只是旅店。自北魏开始，出现了多功能的驿馆，一些商人直接在驿馆里做生意，隋朝发明科举制度之后，京城的驿馆又时常成为赴京赶考的各地学子进行考前培训的场所。“会馆”之名始于明代，清朝初年“湖广填四川”，大量外地人涌入四川，一时没有足够的住宅供他们居住，导致驿馆疯狂扩张，形成了多处巨型“会馆”。此后，随着清朝商业的发展，全国各地会馆林立，以北京、江苏和四川为最多。这些会馆大都以地域划分，是某地移民在特定城市的宗教、文化、经贸、社交中心，堪称“微缩殖民地”。尽管具备多种功能，但纵观各地会馆，其最常见的功能依然是商业，会馆通常还会向属于该籍贯的移民定期索要会费。

　　中国的会馆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建筑。在除北京之外的城市，会馆通常都是当地最豪华气派的建筑，不受风水理论的约束，特别是门楼造型极为夸张，彰显强大的财力与社会影响力。北京的会馆多为在京官员离职后捐给同乡会的故居，外观较为朴素，内部却相当讲究。北京商人坐守皇城，安土重迁，极少出京做买卖，因此中国各地都没有“北京会馆”。广东受益于清朝中前期广州“一口通商”的外贸政策，经济繁荣，广东商人在全国各地兴建了上百家会馆，但广州城内却连一家外省会馆都没有。这是因为清朝广东社会地域特色鲜明，外省商人极少有在广东经商成功者，即便福建、浙江等临近省份的商人来广东，也往往要冒充成广东人失散多年的亲戚，拜了码头，才能在当地立足，广州可考的外地会馆只有同属广东省的潮州会馆一家而已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广州城南林立的外国商馆，例如为西洋各国建造的“广东十三行”夷馆，以及越南会馆等。会馆的分布和格局，很好地体现出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特点。

　　可以说，中国有会馆的地方，就有商会。然而，以商会的标准来衡量，明清时期的中国会馆大都显得不够“专业”。尽管拥有了商会的各项功能，多数中国古代会馆的本质依然是排斥其他省份商人的同乡会。由于中国的地域差别极大，同乡会有很强的生命力，其影响力至今不衰。然而，这些传统社会组织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却暴露出许多弊端，一筹莫展。

　　中世纪商会走到了尽头

　　鸦片战争不仅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秩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，也沉重地打击了中国商业。1842 年，英军逼近扬州，索走50 万两白银赎城费，清政府又因势利导，诱使英军血洗仪征，杀死两千余名私盐商贩，焚毁盐船数百艘，徽商损失惨重。随着鸦片战争之后的五口开关，盐价暴跌，盐商的吸引力荡然无存，以胡雪岩为代表的清末徽商只得转而开辟其他商业领域，虽然获得过一些成功，但在洋货的冲击浪潮下，最终大多归于失败。以乔致庸为代表的清末晋商一度因中俄贸易发展，靠向沙俄出口茶叶和开展金融业务而中兴，但自十月革命之后便一蹶不振。而在香港、上海、天津等被西方列强控制的地区，则相继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近现代专业商会，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之后，它们打破了传统的地域界限，以职业作为入会的主要标准，适应了时代潮流。中国中世纪商会，至此走到了尽头。

　　中国历史上盛产江春、胡雪岩和乔致庸这样的商人，无论他们生前多么富有，都从未有过发动资产阶级革命，推翻地主阶级统治的念头。正相反，通过官商勾结，这些“红顶商人”们用各种行贿方式向地主阶级输送利益，反而加强了地主阶级的统治。真正有希望推翻地主阶级统治的中国商人，是蒲寿庚、王直、郑芝龙等涉嫌非法经营、亦商亦盗的商人，他们与欧洲资产阶级有着很大的相似性，也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，敢于同中国朝廷一较高下。只有这种人夺取政权，中国才能进入资本主义时代。然而，他们最终都失败了，在地主阶级的史书上沦为不光彩的丑角。于是，中国将无可避免地成为西方工业强国“坚船利炮”的牺牲品，带着巨大的羞辱和阵痛进入近代世界。